1938年，抗战初期，持调色板的李可染在武汉

����李可染在民教馆里创办了抗战宣传室；同时创办了黑、绿两色石印的抗战画报，把抗战宣传室的活动内容，演化为更活泼、更通俗的形式，向广大观者群散播开去，在人们的心田里撒下拯救民族危亡的火种。

　　李可染人物抗战宣传画，是在九一八以后、七七事变之前开始的。1938年，他参加会聚武汉的文化大军是一个转折点，那年他由孤军作战汇入有领导、有组织的抗战宣传活动大潮。直到1942年前后，他才重新开始中国画的创作、研究。这位后来饮誉中外的当代山水画大师，在青春年月里，曾如此激昂地投身于抗战宣传画创作活动，大规模地、忘我地作画，持续10年之久。他先后完成的墙上壁画、布上宣传画、多种形式的宣传画，难以精确统计，少说也有200余幅。这对世界美术史说来，也算得上是一种罕见的、特殊的文化现象。从中可以窥见，作为爱国的艺术家，他胸中跳荡着一颗怎样热烈的中国心。

����早年徐州民教馆陈列的宣传画，有油画、水彩、水墨、炭笔画……多种工具、形式、题材和品类。其中引人注意的是《甲午海战--九一八，日本侵华史》，以史实性照片、图片为贯穿线，配以漫画、宣传画，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蓄谋已久的侵华野心和罪行。

　��"八一三"以后，徐州民教馆以它固定的抗战宣传室为活动中心，又演化出新的分支："抗战文艺宣传队"和"抗战宣传画巡回展"两种流动形式。李可染发起和组织、领导了徐州私立艺专的学生，邀集美术、戏剧、音乐界的朋友，联合走了街头，那时全国都在沸腾着抗日救国的洪流。

����抗战宣传画激发了青年李可染的创造活力，他构思敏锐，落笔大胆迅捷，一个人创作起稿，同时就有7位学生紧跟着上色、书写美术字标题。这样画在大幅面白色竹布上的宣传画，完成了上百幅，由青年学生们张举游行，协同抗战文艺宣传队，在城乡巡回展示。两支人马：一支且唱且舞，演出街头话剧，另一支就在近处场地，举办抗战宣传画展。文艺宣传队演出到哪里，巡回画展就在哪里出现，互为配合，相得益彰，轰动城镇，观者如潮，收到极好的宣传效果，成为唤起民心、齐心抗战的响亮号角。

　　这项自发、自为的宣传活动，持续到1937年七七事变。当时，兵家要地徐州已是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南北通途断绝。可染为谋求机会，持久深入地从事抗战宣传，绕道西安，向着武汉转移。

����在由武汉经长沙、桂林、辗转重庆的途中，常常由美术开路，画笔打先锋，可染是最得心应手的画家之一。宣传画出现在城乡墙壁上，戏剧演出队、歌咏队随后便出现在街头。控诉日本侵略军破坏和平的家园，号召送棉衣给前线，呼吁援助挨饿受冻的难民同胞，反妥协、反投降、反对做顺民当汉奸，歌颂抗战英雄，成为宣传画的主旋律。其中一幅《敌人被打得焦头烂额了！》由李可染所作，他笔下鬼子兵的狼狈相成为败北日军的典型形象。许许多多街头演剧队，化装鬼子兵，竟不约而同地以此画中的形象为蓝本，其造型特点之鲜明，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1950年，李可染与恩师齐白石在北京齐宅合影

　　1947年，经徐悲鸿先生引荐，李可染终于有幸拜齐白石为师

����齐白石是近代大写意花鸟巨匠，又是金石篆刻巨擘，但在当时，他的革新思想一再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对，走着他的"寂寞之路"。他第一次看到可染的写意画就十分欣赏、推崇，后来多次在可染画作上题写画跋，高度评价可染的创造精神。白石老人曾为李作《耙草歇牛图》题跋，老人写道："心思手作，不愧乾嘉间以后继起高手。"一语道破可染艺术的最大特点：不但精于勤，而且深于思。

　　李可染在齐师身边10年，每天为老人磨墨理纸，看齐师作画。白石老人的花卉，他一笔不画，但他认真学习了齐师的作画态度，用笔运墨之法，还有构思之奇伟，以及大胆独创的精神。

����齐白石曾赠可染一枚构思奇巧的印章"树下童子"，即树下一人。白石老人赠印时，对可染讲了两句古语："李下不整冠，瓜田不纳履。"印章取其"不须整冠"、以洁身自好为做人本色之寓意。

����1957年，可染访问德国期间，97岁的白石老人溘然长逝，可染未能及时赶回奔丧，未尽弟子之谊，成为他终生遗憾。

　　李可染拜齐白石为师，同时也求教于黄宾虹。

����他第一次求教黄宾虹，是带了自己大约20幅作品去的。黄师见了可染笔下的那气质厚重、笔墨浑化的水墨钟馗，大为欣赏，兴奋之极，当即要把自己收藏的元代珍品《钟馗打鬼图》送给可染。可染因礼厚太重，敬辞未受。师生结缘，一见如故。

����黄宾虹精于画史和鉴赏。他品评艺格高低，重要艺术标准是"纯全内美"，一反轻薄浮华之气。黄宾虹70岁以后，山水艺术大成，最后形成其浑厚无比的画风。这一点，促进了可染以"厚重"为核心的审美观迅速成型。

　　1954年，李可染赴江南写生。那次，他前往黄师家，住了六七天。黄师用装在墙上的小滑轮将自己的藏画一一挂起给可染看，并一一品评，整整观赏了两天。可染见黄师因眼患白内障，戴着墨镜，仍然摸索作画，每日勾山水画稿，堆积成摞。有一天，到了晚上，黄师还在灯下一口气勾了七八张山水轮郭，这使可染十分感慨，喟叹"前辈老师用功之勤苦，实非我等后辈可及"。

����黄师作画之勤，与齐师比肩，黄师对可染的厚爱，也与齐师等量。此次在黄师身边，黄师每日选一幅当天画稿送给他。可染临行告别，黄师亲送可染上路，走了很远，又以自书楹联相赠，作为纪念。谁知这竟是亲聆黄师教诲的最后一课。次年，黄师辞世。

1956年夏，雁荡山写生途中，在深山和采药农民在一起。后排右二背草帽者为李可染先生

　　奇险的蜀道、江城的朝雾、嘉定乐山大佛、夕照中的重庆山城、万县瀼渡桥，是1956年李可染最关键一次长途写生的重点景观。这次写生，历时8个月，春季由北京出发，冬季始归。

����可染曾久居山城，重庆有许多美术界朋友，只要打个招呼，川省沿途都会有人热情接待。但既是诚心诚意来写生，最重要的是集中精力，避免应酬分散了时间，也尽量不惊动朋友们，免得干扰各自的工作计划。此行，偕同研究生黄润华，始终以步代车，沿途作画。江上之行，露宿在木船甲板上；山路之行，就挤进骡马店、小客栈。餐宿简朴，途中很是艰苦，写生作画，虽不能"每发必中"，空跑路无景入画的情况也是有的，但天天专注于一，总的收获很大。

　　有一天，写生之后，年近半百的李可染和二十几岁的黄润华都疲惫不堪，困乏万分，只好借宿在路边席棚客栈里。先生患有失眠症，好不容易刚刚入睡，一阵锣鼓，越敲越响，睡意一下子赶跑了。锣鼓敲近，惊天动地，年轻的黄润华也吃不住劲了。想到下半夜不好过，天不亮还要起身赶路画画，先生这才同意打电话给四川美协。著名版画家吴凡半夜接走了师生二人，真是一次不平凡的接待啊！想当年，可染先生任教重庆国立艺专，年轻的吴凡还是学生。他深知可染师品质为人，温和地嗔怪老师，早该通知来川行程，免受锣鼓之苦。此后染师每次见到吴凡，总要提到那四川锣鼓的威力，自嘲自笑。

����然而，如此的鞍马劳顿之苦并不影响李可染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在他的后半生、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画的革新探索中，他先后10次到祖国各地写生，实践着他"到生活中去、到祖国壮丽山河中去"的创作信条。所到之处，他必观察探索自然景物风雨阴晴朝夕变幻之奇，完成了数百幅山水写生画稿。以此为标志，他的山水画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清新的笔墨意境独树一帜，在国内外发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