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早的商业化美术销售场所出现于清朝末年。20世纪初，“朵云轩”、“审美书馆”等一批以经营中国画和文房四宝为主的、深具民族特色的画店渐渐扎稳脚跟，并为仅具雏形的上海画廊业提供了范本。据史料记载，到40年代末，沪上画廊、画店的数量不下30家。

　　70年代末重新恢复起来的上海艺术品市场，基本上是针对境外旅游者开设的，这样的目的使当时的经营倾向带有明显的旅游纪念品的色彩。为此而开办的销售场所，除“朵云轩”一家老字号之外，全部设置于各旅游机构中，如上海友谊商店、上海文物商店、旅游景点中的涉外工艺品商场及各大宾馆饭店等等。及至80年代，许多美术机构也由于市场前景看好而纷纷开办附设性画廊，以专业优势招揽更高层次的买家，其中较为著名的：上海美术馆画廊、上海中国画院画廊、上海博物馆画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日月山”画廊、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画廊等等。

　　整个80年代，是上海画廊业的快速成长的时期。在这个以境外游客为唯一买家的“黄金时代”里，还有许多个体经营的画廊兼工艺品商店应运而生，它们主要集中

　　在旅游景点和各大宾馆、饭店周围。例如，围绕着希尔顿大酒店宾馆、上海宾馆、静安宾馆的华山路沿线，当时开设的画廊就有十几家，蔚为一景。

　　90年代初，国内旅游业经历过一段清淡时期，沪上不少个体画廊或停业或转行。但在仅仅两三年后，由于上海的经济、金融再度出现大幅度增长，画廊业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东海堂画廊”、“巴比松画廊”和“香格纳画廊”，是90年代初期至中期上海画廊业中先后出现的三个颇具典型意义的范例，也分别代表了早期画廊三种不同的经营类型。

　　创办于1990年初期的东海堂画廊，从创办之日起就有着较为明确的画廊发展规范目标。可以这么说，在上海最早以代理制的方式与艺术家合作的是“东海堂”。其最具有影响力的举措是，挖掘出一批渐被人们遗忘的中国早期油画家及正遭淹没和损毁的早期油画作品。但是，东海堂画廊尚开设在上海梅陇的私家别墅里，后于1997年在茂名南路上，开设了上海第一家具规模的专业性画廊。

　　稍晚于“东海堂”开张的“巴比松”，从一开始就定位于油画原作的经营，主要出售一些在上海已经具备一定知名度的中年油画家的作品。尽管目前的油画市场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格局，但“巴比松”及其同类型的画廊，仍坚定地等待着未来的机遇。

　　创办于1994年的“香格纳画廊”，是沪上第一家由外籍人士开设的艺术品经营机构，代理的多为国内中青年艺术家。从创办之初，即已明确了着重现代艺术的经营主题。除收画卖画外，这家画廊还建立自己的艺术档案资料库、印制各类宣传品、设立Internet网址对画廊所经营的艺术家进行介绍，其经营方式令沪上画廊同行耳目一新。

　　90年代末，上海市民对艺术品的购买力日益增长。于是，更大规模的正规画廊和艺术中心开始出现，如艺博画廊、顶层画廊、比翼艺术中心（Biz Art）、东廊、海上山艺术中心、华氏画廊、龙人画廊、亦安画廊、海莱画廊等等。原本专营美术材料的商家，如“凡达利”、“角王”等也开始在经营艺术品原作方面打开局面。与此同时，各种大大小小冠以“画廊”、“艺廊”、“艺术沙龙”等名称店铺遍布全市大街小巷，数目当在百家以上。但应当看到，由于艺术教育的普及工作相当薄弱，现有的买家口味又多受传媒炒作商业美术的影响，真正配称“画廊”的在上海仅10余家而已。大多还仍然停留在“行画”和旅游工艺品销售的陈旧定位上。在新的21世纪里，上海的画廊业必须迈出更新换代的步伐。国际艺坛上的无数事实表明，跟随时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足球是最具世界性的体育运动，而古代足球运动的最早发源地在中国。

　　我国古时称为“鞠”、“毬”，称踢球为“蹋鞠”、“蹴鞠”、“蹴毬”。早在战国时期，民间就已流行踢球游戏了。《战国策·齐策》即有齐国都城临淄“其民无不吹鼓瑟……蹴鞠者”的记载。《汉书注》谓：“蹴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习之。今军士无事，得使蹴鞠。”由此可见，足球运动在汉代成了训练军士的一种方法。《史记》中还提出骠骑将军霍去病在对汹奴作战间歇时，在塞外设球场，亲自带领将士参加足球竞赛的史实。到了宋代，足球运动更为普遍。有一幅宋人绘的《宋太祖蹴鞠图》，生动地描绘了宋太祖赵匡胤和其弟赵光义，同大臣赵普、石守信等六人踢球的情景。宋徽棕赵佶因赏识苏东坡的书僮高俅的球艺，竟将高俅官至太尉。宋徽宗的《宫词》中，亦有“近秘被宣争蹴鞠，两朋庭际争输赢”之句。以上可见宋代帝王对踢球运动痴迷的程度。另外，在宋代铜镜、陶枕上也都绘有男女踢球的图像，当时真可谓上至帝王、下至百姓，不论男女老少都十分喜爱蹴鞠活动。

　　古钱上也铸有“蹴鞠”，日前，我在师兄朱桌鹏处再次欣赏了这枚“足球”钱，它一面为龙凤图案，一面铸有顽童蹴鞠图案。在这幅踢球图案中，有一圆球踢至右上角，而钱的穿孔上、下、左、右各有一个作奔跑状的儿童。这四个稚气十足的“小运动员”，姿态各异，相互呼应、默契生动，逗人喜爱。这枚钱重10.3克，直径3厘米，质为青铜。根据此钱的制作风格、图案造型、铜质色泽可断为是一枚不多见的宋代厌胜钱，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据知，这种宋代“足球”钱目前存世仅有二枚，另一枚为台湾古钱大家所藏。

　　凡收藏中国书画者无不知道钱镜塘这个名字。人们曾以“今之项墨林、安仪周、庞莱臣”来形容这位海上收藏巨擘。今天，我们在上海博物馆、浙江博物馆等收藏机构都能看到钱镜塘当年捐赠的大量珍贵书画。现今书画收藏再兴于民间，其中不乏志在高远者。分析钱镜塘之收藏经验，或许不无借鉴之助。

　　一、作为大藏家，钱镜塘“爱画入骨髓”。1907年出生于海宁的他，自幼得家传习书画、诗词、戏曲，种下艺术慧根。他对书画之爱胜过家产、金钱甚至生命。日寇侵华，他弃家产而惟携珍爱的历代书画避难沪上。若非如此何以能日后收藏历代金石书画三、四万之巨？

　　二、精鉴赏，重考据，善归纳。若非眼光锐利，安能在众人眼下独得宋代范宽《晚景图》五代徐熙《雪竹图》、董源《山水图》、明王石谷《陈元龙垂钓图》等绝代佳作怎得入其囊中？在明鉴定的基础上，他更胜一般藏家之处，为善于考据归纳的学术性追求。笔者所见钱氏藏《明代名贤尺牍》，皇皇20册，皆精裱精装，紫檀镶框锦缎封面，几乎囊括整整一个朝代名家手迹，每位名家尺牍旁皆附钱氏工楷书写的人物考证。翻遍此册，好比看了本明代名人大辞典。另外，他还爱收集各家各派不同风格所绘同一题材内容的画，如荷花、梅花、牡丹等。如果是现在依此出书也是相当有意思的。钱氏还根据他收藏的不同品种、画家的作品以及自己对藏品的珍爱程度、鉴别分析，设计采用内容形式各异的收藏印。这从近年上海朵云轩出版的《钱镜塘鉴藏印录》上亦可略见一斑。

　　三、独具见解。他对任伯年情有独钟，着力搜罗，成为海内外藏任画这第一家。由于他的收藏，使任氏作品价格剧升，也可以说有点现代书画经纪投资的意味。

　　四、有进有出。世界上再大的富翁，也不可能在收藏上只进不出，除非他永远进行低层次收藏，否则资金上一定会出现危机。钱氏不断能以大投资入藏越来越高级的书画，仅靠家产祖业是不可能的，他同时进行书画经营，在合适的价位出让部分书画。但这是为以画养画，与画商纯粹商业行为不同。前者卖画是为了藏画，后者卖画是为了“藏”钱。

　　 五、看破浮云，甘作护“画”使者。钱氏藏而不做守财奴。他知道历代收藏皆不可能“子孙永保”，艺术瑰宝为民族、人类的共同财富，慨然将自己所藏国宝级书画捐赠国家收藏，使之得到更好的归宿。这是出于一个藏家对藏品真正无私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