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龙是一个对时髦的音乐人物极尽鄙夷、对真正的音乐家极力推崇的人,他最为欣赏的人是巴赫。他写作音乐家的主要目的,最后都试图靠近巴赫———这个像宇宙本体一样伟大的“神”。西方古典音乐从来都是与神连在一起的,这是没法超越或忽略的。这是西方古典音乐的灵魂。
在房龙看来,哪些东西是与音乐的神性相违逆的呢?比如,肖邦那样“极端的有毒的民族主义”、“过分强烈的情感”,或是“女人”———肖邦的情人乔治·桑、李斯特身边的伯爵夫人,或是“卢梭的胡说八道”,这些东西都是房龙极力批驳并嘲弄的。
但房龙绝不是一个刻薄的人,比如,他对贫穷给莫扎特造成的伤害、对瓦格纳的人格、对帕格尼尼的贪婪本性并没有口诛笔伐,因为这些东西不仅没有伤害到神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他们各自独特的音乐。另一个更为典型的例子是,他对不合时宜的怪僻的贝多芬性格的完全深入的分析,一下子让我们体会到了他那本身兼具神性的悲悯情怀。
房龙来自“新大陆”,移民情结深深地浸入他的骨血,也正因为此,他不止一次地抨击“巴黎和会”给各民族、国家带来的深深的创痛,他甚至对因为“胡说八道把法国引入大革命的巨大动乱”的卢梭也不能原谅。无疑这些“动乱”造成了他心目中对音乐的巨大破坏,因此,他就使劲地想从各民族对音乐的贡献中找到他的慰藉。“民族性”便成为他的音乐思想中位居“神性”之后的又一重要的音乐灵魂。
由此,我们又回到傅雷音乐思想中的民族性,它的确是当今世界音乐潮流中的新鲜血液。也许,盲目地以西方音乐标准来建构我们民族音乐基石需要到一定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找回民族音乐的神性与灵魂。这几乎是不可超越的一条道路。
摘自《卓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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