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焱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贵族”一词忽然走红起来了。可问题是何谓“贵族”？
有人说张爱玲是“最后的贵族”。可无论家国，还是天下，这些往昔贵族的社会担当，她都从未挂虑萦怀。在真正的贵族所特具的包括思想、道德自由及美学观点中，张爱玲只是在美学趣味方面耳目濡染承接了一些遗绪，加之久居沪上熟谙大都市的市民趣味，她的聪明就在于能将两者调和，衍生出一套以生活的审美化来超越世界的观念与情调。至于她自己，非但不以什么贵族自诩，反而认为只有现代的工商大众社会才“毕竟是我们的。我们觉得它亲”。说起来还是那位轻薄才子胡兰成为她的定位来得准确，张爱玲不过是民国乱世中顾影自怜的一位“临水照花人”。
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说过：“贵族有三个连续的时代：优越时代，特权时代，虚荣时代。他们脱离了第一个时代，就堕落进第二个时代，而消失于最後一个时代。”等到他们一味以祖辈的官职或“曾经阔过”作为炫耀之资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离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不远了。张爱玲作为名门闺秀的命运，正因其处于三个阶段之末，所以，最后只能在美国一所公寓的单元房中寂寞以终了。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贵族都曾有过自身的“优越时代”，有过自己的光荣史。即使在礼崩乐坏的西周末年，视荣誉胜过生命的贵族遗风依然犹在。被后人斥为奉行“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那位宋襄公，说起来，其实倒是祖上可以远溯殷商的真正老牌贵族，可惜生不逢时。宋楚泓水之战，宋襄公主张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迎敌。在他看来，乘敌人半济而突袭，未免胜之不武。然而，“兵者，诡道。”以这样的贵族身段来应对乱世，等待他的就只有失败了。然而，宋襄公却是“春秋无义战”的时代，最后一个恪守贵族行为准则的人。
常言说：“三代仕宦，学得穿衣吃饭。”老贵族的衣食住行，其实未必都价格高昂。明人徐树丕说：“须居中等屋，服下等衣，食上等食。”所谓“上等食”，也不过就是饮食精洁一些而已。不像现代社会中的布尔乔亚阶层那样，专门喜欢炫耀性的消费。但这些东西，都是皮毛而已。
历史上真正的贵族并不是皇家钦赐的，而是经由自然秩序形成的。英国的伯克就曾经说过，他崇尚的是那些自然的贵族（natural
aristocracy），而非依赖血统的贵族。真正的贵族不仅不是高踞于平民之上的豪强，反而意味着要比平民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与政治责任。儒家经典《大学》中的三纲领八条目，其中多一半关乎治道。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贵族襟抱，今天恐怕早已经荡然无存了。更不要说贵族在他们的鼎盛时期，曾经发挥过制衡专制君权的强大社会作用。即便到了世家大族开始走下坡路的唐朝，士族主持修撰天下《氏族志》，对于扫平六合一统江山的皇帝佬儿也只肯勉强列为天下第七。他们甚至不愿降尊纡贵与皇家结亲，足见其意气顾盼之雄。更别说英国贵族历来引以为荣的《大宪章》了。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人所享有的自由，不过是中古贵族自由权利在量上的下延。
真正的贵族，意味着与某种历时久远而又符合公道的制度规则之间，形成一种忠贞不渝的关系。真正的贵族意味着对于政治社会承担更大的责任与更多的义务。欧洲上流社会中历经中古长入现代的唯有英国贵族。探究英国贵族之所以长寿的秘密，就在于他们尊重社会的游戏规则，讲究fair
play，能够自觉地将一己的特权纳入到普遍的法律规范之中去。
与西方不同，至少自唐末以降，华夏社会就成了一个平等的社会，只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科举制度下平流并进的士子，而并无什么贵族。更不要说，二十世纪中国连绵不断的革命对社会结构的夷平了。所以，无论人们怎样借用各种文化符号来装点自身，却无法抹杀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无贵族。
贵族，谈何容易？
编自《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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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奔驰在川黔线上，沿途所见也不过是平时见惯的山景。尤其是整个旅途，大半时间是在晚上，因此，贵州的山到底是什么样子，还仍然是童年时候的一种想象。虽然以前从未去过贵州，可由于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从小对贵州就有一种似乎很熟悉的印象。尤其是在我们家乡人的口中，常呼贵州人为“贵州三”，据说是谐“贵州山”之音，以山代人；不过在我现在的印象中，那时人们口中的这个称呼，似乎略有一些贬低的意味。当然，由此在我心中就深深地留下了贵州山多山大山陡的主观印象。
查理-考夫曼的题材向来都很"小"，对底层人物、以及其思维状态的关注成为他电影一直坚持的特色，却每回都小得有些玲珑的精致。这一次《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里的小人物们卑微的爱情色彩俗艳，但并不是所有小角色的情感都一定脏乱差，在一次次仓惶的逃亡里，我们见证了所谓小人物的感情，点点滴滴一样是如梦如水月，如响如空花。或许在生活中，这些命如野草的家伙只是些"死跑龙套的"，但在锱铢必较的爱情世界里，琐碎的恋爱一样面临着生关死劫的危险。
著名的拉法叶收藏的法国经典错版邮票拍卖后获取了５７７万欧元的回报并打破了两项世界纪录。这种邮票非常稀有，上面四个人头中有一个是倒转的，所以卖得天价。
